【党史廉政小故事】贺敬之：为时代放声歌唱

贺敬之，山东峄县(现枣庄市)人，1924年11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自幼聪明好学，靠亲友帮助在一所私立小学读书，1937年，13岁的贺敬之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山东省立滋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今之济宁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学习。该校不仅不收学费，每月还发５块钱。结果，在两千多名考生中，他以第四名好成绩被录取。

山东省立滋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即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的更名，人们习称其为“四乡师”或“滋阳乡师”，她是兖州校区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自1930年12月学校成立到1937年12月学校南迁，先后共招生十次，九级十七班，每班40人，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先后有谷静默、孙铁夫、段雪笙、公木等革命志士来校执教，宣传革命思想，进行爱国教育，成立了滋阳县最早的地下党支部。面对破碎的山河，他们呼号呐喊。

可是山河破碎，国土上已经没有一块能放下课桌的净土。不久，简师南迁，贺敬之因为年龄小，被迫退学回家。看到原本美丽的家园在战火中满目疮痍，听着祖国大地在敌人践踏下的痛苦呻吟，年少的贺敬之感到不能静静地等下去了，他决定去寻找母校。当听闻山东的学校都流亡到湖北，成为“国立湖北中学”的时候，贺敬之找了五个人一起去寻找母校。经过一番艰险之后，五人终于找到学校，就读于湖北均县、郧阳的“国立山东中学”简师部。贺敬之说，湖北属于第五战区，当地的文化活动很多，到处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学校里几乎不怎么用正规课本，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文科，喜欢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学生们也经常自发组织去办壁报、演救亡戏剧。贺敬之说，当时对国民党是真抵抗还是假抵抗就非常怀疑，后来听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对国民党的不抵抗和指挥无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心中更加厌恶国民党。

1938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即将从武汉撤退，流亡学校也随之转移。贺敬之随着学校的师生们经过陕南，来到了四川梓潼的分校。在流亡的路上，许多同学都随身带了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这些成了贺敬之宝贵的精神食粮。一路上，只要有时间就看书，读了《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了解了红军是怎么长征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怎样一所学校，贺敬之的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心中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贺敬之说，他非常喜欢艾青和田间的诗，每次得到两人的诗集就一气读完，而且反复背诵，能搜集到的诗，几乎都能背下来。与此同时，贺敬之和其他四名同学共同创办了《五丁》壁报，来宣传抗日救亡。在梓潼，他开始了散文、小说和诗歌的写作，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对国民党政府软弱的鄙视，对革命事业的向往，用文字痛快地表达了出来。《朔风》发表了他的长诗《北方的子孙》，《大公报》发表了他的抒情诗《夜，是深沉的》，《新民晚报》副刊也发表了他的许多诗歌。贺敬之说，当时写的诗歌很多，可是保存下来的很少，好几首长诗的草稿都遗失了，但是在民族革命、民主意识的指引下，前进的道路一天比一天明确，也越来越热爱文学。

1940年，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向往，贺敬之和四名同学在春天的晨雾中，悄悄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延安的一切在贺敬之的眼中是那样的新鲜，潺潺的延河水，巍巍的宝塔山，满脸笑容、身穿灰色军装的人们，这一切把他领入了一个新天地。到了延安，贺敬之交了自己在来延安途中写的组诗《跃进》，正是这组诗显现出他在诗歌上的才华，使得鲁艺文学系的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了他。两年后毕业到晋察冀边区做土改工作。在深入群众工作之际，听到当地流传的白毛仙姑的动人故事，回校后同丁毅等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在解放区演出。1949年后《白毛女》被拍摄为电影并译成多种外文，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

贺敬之以剧作家、诗人闻名于世一。1949年在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家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中国戏剧工作协会理事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后任《剧本》月刊、《诗刊》编委，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五六十年代创作了《回延安》、《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著名优秀长诗。粉碎“四人帮”后又发表《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长诗，出版了《贺敬之诗选》、《贺敬之文艺论集》、《贺敬之诗书集》著作。